伽达默尔：“作为哲学的概念史”

载《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1期，页9-14。

概念史是当代较多受到国际学界推崇和借鉴的少数德国人文科学方法之一，其标志性成就首先体现于政治、社会、哲学等学科的大型辞书，最著名者为三大巨著：十三卷《哲学历史辞典》（1971-2007）[1]，八卷《历史基本概念——德国政治/社会语言历史辞典》（1972-1997）[2]，已出二十一册的《法国政治/社会基本概念工具书（1680-1820）》（1985-）[3]。尤其是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 1923-2006）的史学概念史模式在国际上受到不少学者的关注，他领衔编撰的《历史基本概念》是概念史的代表作。德国的相关研究成果名曰“辞典”，其实宛如专业“百科全书”，收录的“条目”为论文，且常常是长篇大论。

就哲学概念史研究而言，其先驱可追溯至数理逻辑和分析哲学的奠基人弗雷格（Gottlob Frege, 1848-1925）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倭铿（Rudolf Eucken, 1846-1926），以及倭铿的老师、哲学家特伦德伦伯格（Friedrich Trendelenburg, 1802-1872）和泰希穆勒（Gustav Teichmüller, 1832-1888），二者是概念史初创时的关键人物。概念史研究的机制化和真正突破，发生在二战后的西德。罗特哈克尔（Erich Rothacker, 1888-1965）于1955年创办著名年刊《概念史文库》（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ichte），旨在为一部工具书打造（如该刊的副标题所示）“哲学历史辞典的基石”，该工具书就是里特尔（Joachim Ritter, 1903-1974）等人在《概念史文库》基础上主编的《哲学历史辞典》（筹备于1950年代末）。1960年前后，围绕哲学概念史的讨论在西德学界达到高潮。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的《真理与方法》和布卢门贝格（Hans Blumenberg, 1920-1996）《论隐喻学的几个范式》这两部方法论的指导性著作于1960年问世。

若说概念史在1960年前后成为西德人文社会科学中的跨界范式，很大程度上也缘于那些本来与概念史传统关系不大的研究成果。例如阿伦特（Hannah Arendt, 1906-1975）在其《人的境况》（英：1958；德：1960，作者自译）中，探讨了行动、制造、工作等范畴自古至近代的巨变，既有观念史也有概念史。阿多诺（Theodor Adorno, 1903-1969）于1962年在法兰克福大学的“哲学术语”讲座中指出，哲学问题说到底是语言问题，概念是“问题的纪念碑”[4]，再现过去的问题，显示社会论争及其特定结构，我们要在交替的概念含义中提炼历史认识。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 1929- ）运用词语史和概念史材料，查考“公共领域”这一具有历史时代特性的范畴，分析特定的社会结构；尤其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62）的第一章中，他大量援引了以往的概念史资料。[5]

战后西德三位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和概念史领军人物罗特哈克尔、伽达默尔和里特尔，都在很大程度上直接继承了战前德国人文科学的传统，很难摆脱其思想史源流，但他们在概念史研究体制上发挥了很大作用。1964年，《哲学历史辞典》和《历史基本概念》的编纂方针最终定案，伽达默尔同时参与这两个大型项目。战后德国的概念史项目，伽氏给人的印象是无所不在；他是几个专业委员会的领衔者，组织过不少概念史学术活动。《概念史文库》创刊主编罗特哈克尔去世以后，伽氏成为该刊的三大主编之一（1967-2001）。科塞雷克而外，还有一些后来作为概念史家崭露头角的学者如姚斯（Hans Robert Jauß, 1921-1997）、伊瑟尔（Wolfgang Iser, 1926-2007）、普莱森丹茨（Wolfgang Preisendanz, 1920-2007）、亨里希（Dieter Henrich, 1927- ），都曾在海德堡大学师从伽达默尔。[6]

《真理与方法》是西方现代诠释学的经典之作，而概念史分析正是该著最具特色的方法之一，伽达默尔成功的在概念史框架中展开其哲学诠释学运思。这部伽氏最重要的著作的丰富内容和要旨，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一系列概念查考来展开的。在他看来，既然哲学与概念的系统运用有关，哲学研究便离不开概念史研究；哲学只有走上语言之路，概念史研究才会有新的天地。《真理与方法》极大地推进了概念史的发展。在这之前，概念史的方法论思考并不充分；伽氏著作的问世，为这一研究方向奠定了异乎寻常的理论基石。尤其是该著第三部分“以语言为主线的诠释学本体论转向”，呈现出伽氏所促进的“语言论转向”与概念史范式的关系，倡导哲学须从概念梳理和语义分析入手。[7]

概念史曾被看做人文科学和阐释学的基础研究，但在伽达默尔把概念史纳入普通诠释学亦即理解理论之前，从未有人赋予其如此宽广的哲学意义。在他看来，概念史不只应当在哲学层面为人文科学提供必要的根基，而且还要从诠释学传统中汲纳养分。如此，概念史便不再扮演辅助研究的角色，而是如同伽氏论文《作为哲学的概念史》（1970）[8]所指出的那样，成为哲学的践履形式；它不应被看做哲学史研究的新方法，而是哲学思想运动本身的有机成分；换言之，概念史不纯粹是哲学研究的补充工作，而应完全融入哲学肌体。[9]在一个由科学理论、逻辑和语言分析主导哲学的时代，哲学当有自己明确的研究对象，那就是概念本身，也就是将概念史上升为哲学本身，或曰哲学的本质。这是哲学这门学科本身的要求所致，并且，哲学概念史研究本身就是诠释学实践。《哲学历史辞典》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这种诠释学浸润的概念史研究，从诠释学立场出发解析概念，厘清当代哲学体系中的概念同其历史起源和发展的关系，观照概念的历史多样性。

在《真理与方法》的“导言”中，伽达默尔就已强调概念史的核心地位，从厘清概念的源流切入哲学研究，并将概念分析与论题研究结合起来。他认为当代哲学与他所要接续的古典哲学之间的历史距离，“首先在其变化了的概念关系中表现出来。”[10]而要消除哲学中的语言困惑，寻求合理而有根据的理解，就“必须面对整个一堆词语史和概念史的问题”[11]。而要真正把握概念，必须对早先发展、前见和前理解具有敏感性，这是哲学训练的重中之重，伽达默尔说他自己“在概念史上所下的苦功就是这样一种训练”[12]。鉴于“我们借以表述思想的概念好像一堵黑暗的墙”[13]，哲学的任务就是概念史研究，或曰哲学即概念考察，追问思想的真实表述和意图。

被融入《真理与方法》的概念史，正是其论证的组成部分，是诠释学实践和诠释学经验的操作方式。该书第一部分的概念探讨，包括教化、共通感、判断力、趣味、天才、风格、体验、譬喻、象征、游戏、节日、悲剧、怜悯、恐惧、形象、表现、绘画、文学等；第二部分查考的概念有：理解、前见、效果历史、经验、问题、辩证法、视域等；第三部分中对“‘语言’概念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发展”的细密分析，包含“语言和逻各斯”“语言和话语”“语言和概念构成”等论述。此外，伽达默尔在该书中对艺术、历史、创造性、世界观等概念的精到分析，很容易见出这些概念同他的弟子科塞雷克后来在其概念史理论中所说的“复合单数”的相通之处。[14]其实在许多方面，科塞雷克的概念史理论旨在把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从本体论和认识论带到实践层面，即与史学践行相结合，在语言和概念介质中挖掘历史。

伽达默尔把概念史研究看做负责任的批判性哲学活动的前提。他重视语言的历史清理和概念史分析，直接受到狄尔泰（Wilhelm Dilthey, 1833–1911）、胡塞尔（Edmund Husserl, 1859-1938）和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的影响。在这三位哲人中，虽然注重概念的海德格尔对他的影响更大、更直接，但伽氏却比海德格尔更彻底地转向语言，且更注重历时分析。在他那里，论题与概念史的结合，不仅被看做重要的哲学方法，而且不是外在的，人们能在哲学概念的历史变迁中把握其内在精神。他认为“传承物的本质就在于通过语言的媒介而存在”[15]。语言、特别是概念，成为哲学的媒介。那是“一种经常的概念构成过程，语言的意义生命就通过这种过程而使自身继续发展”[16]。“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17]受到海德格尔的影响，伽达默尔认为语言绝不像工具那样，要用就可捡起，不用就可弃置一旁。“我们通过学着讲话而长大成人、认识世界、认识人类并最终认识我们自己。学着说话并不是指学着使用一种早已存在的工具去表明我们已熟悉和认识的世界，而只是指赢得对世界的熟悉和了解，[……]”[18]

伽达默尔总是自觉地走在从词语到概念的路上，通过与诠释学的融合，在更宽阔的方法联系中推动概念史的发展。当然，他也相信，“通过文字固定下来的东西已经同它的起源和原作者的关联相脱离，并向新的关系积极地开放。”[19]哲学概念总在不断适应新的时代，流传使之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伽氏一贯重视语言经验，强调理解本身在于应用，亦即概念的运用；人们并不总是一仍旧贯地使用概念，理解过程也包含概念的不断塑造。“哲学概念词乃产生于发生在语言中的人解释世界的交往活动”[20]，因此，伽氏的概念史研究亦善于追问语言的习惯意义和流行意义，旨在破除对概念的固定化理解，这在他眼里尤其不适合精神科学。伽达默尔认为，概念史说到底是一种语言批判。他在《概念史与哲学语言》（1971）中指出：“哲学概念的确定含义并非来自任意的表述选择，而是见诸历史源流和概念本身的含义生成，哲学思想展开于其中，并总是在语言形态中兑现的。”概念史研究不仅在于对概念的整体把握，还要揭示被遮蔽或曲解的含义。哲学概念史的正当性，正在于考察含义的历史生成，以批判的目光去审视概念的含义。[21]

尽管伽达默尔认为概念史研究乃思想的现实运动，但他极力克服在他看来理解历史的不当做法：要么不假思索的用往昔未有的概念来理解某个历史时期，要么用那个时期的特有概念进行思考。他认为：“所谓历史地思维实际上就是说，如果我们试图用过去的概念进行思维，我们就必须进行那种在过去的概念身上所发生过的转化。历史地思维总是已经包含着过去的概念和我们自己的思想之间的一种中介。企图在解释时避免运用自己的概念，这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显然也是一种妄想。”[22]此处正体现出伽氏的一个中心思想，即古今视域融合：“在理解中所发生的视域交融乃是语言的真正成就。”[23]同样在此时，我们可以看到他和海德格尔对于历史性的不同理解：海德格尔（如同尼采）所理解的历史性是超验的，实际上是立足当今的思维；伽氏则在见重古今统一的同时，强调历史的优先地位。[24]在他看来，人的思想受制于语汇和概念，但思想又常会偏离语言的惯常用法，从而偏离词义的原初语境和范畴，出现词义的扩展、收缩和改变。在此思想的指导下，哲学概念史注重哲思的运动轨迹，对之进行比较、区分、澄清，查考哲学概念的历史多样性，拒绝非历史的分析性定义，这也使伽氏思想更具历史感。换言之，关注概念的历史演变，是批判意识与历史意识的结合。《哲学历史辞典》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这种诠释学浸润的概念史研究。

德国哲学概念史的倡导者和领军人物，不管是倭铿还是伽达默尔或里特尔，他们对概念史的认识视角或处理方式不尽相同，但都对其重要性坚信不疑，且不认为它是哲学的辅助方法，而当进入哲学研究的核心领域。这一理念影响深远，迄今还激荡着不少学者的思绪。而此时的一个时有争议的问题是哲学概念史与其他研究方法的关系。它同诠释学的密切牵连，自然有其后果，有容受也有排斥，比如言语行为理论中的言语生成视角便被排除在外，它与隐喻学的关系也是一个棘手的话题。按照布卢门贝格的说法，隐喻拒绝概念；而概念史依托伽达默尔“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之信条，倚重可用语言表述的东西，从而屏蔽了那些不可言传的存在。这当然又是另外一个复杂的话题。《哲学历史辞典》竣工之后，相关讨论还在继续，例如它同话语史、隐喻学等其他研究取径的对话和融合问题，即超越自己的方法和视野，借鉴他人的长处。

与《历史基本概念》不同，《哲学历史辞典》全然排除了概念嬗变的社会史视角，主要关注见诸各种经典哲学理论的概念，所以时常受到那些注重政治和社会之维的史学研究的质疑。不过，我们不能不顾该著的性质做出判断，不少哲学概念史的研究者似乎也不在乎外来批评，他们坚信许多哲学概念或理论的形成，并不受到理论之外因素的左右，亦无需诉诸社会史和心态史等史学方法。对他们而言，哲学概念史研究的旨趣，并不在于重构过去的哲学家进行理论思考时的历史和社会背景，而是如何借助概念，在过去和现在的哲思之间建立联系，在一个概念的当代定义与历史起源之间考察思想的发展。

堪称人文学科辞书典范的《哲学历史辞典》，虽在其学科内无出其右，但它所发展的哲学概念史研究方向，是德国概念史的一个较为传统的形式，即战后德国哲学领域的三驾马车罗特哈克尔、伽达默尔和特里尔所代表的概念史理念。然而，里特尔在《哲学历史辞典》第一卷“前言”中的一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为那些并非笃信概念史的同仁提供了一个依据。他说：把这套辞书看做概念史辞典，实为误解；叙写概念史，既不是这套辞书的任务，也不是它能胜任的。辞书编者更愿把哲学概念史视为学科史或问题史。在有关这部辞典的诸多论争中，甚至有人主张放弃使用“概念史”称谓，正是这个标签使得《哲学历史辞典》一再蒙受不必要的批评。批评也缘于该著之驳杂的方法。可是，《哲学历史辞典》之无可争辩的成就，或许正在于编者从实际写作出发，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统一的理论和方法。正应为此，这一颇受青睐的工具书不像《历史基本概念》对史学所产生的影响那样，没有在系统哲学上显示出创新意义；又因这套辞典缺乏一般社会、政治的历史观照，在德语区之外几乎未产生任何影响，不像《历史基本概念》那样在国际上备受推崇。尽管如此，《哲学历史辞典》终究是德国辞书类概念史工程的蓝本之一，后继者接二连三：九卷本《修辞学历史辞典》（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Rhetorik, 1992-2009），七卷本《美学基本概念》（Ästhetische Grundbegriffe, 1999-2005），三卷本《德国文学研究全书》（Reallexiko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wissenschaft, 1997-2003），《马克思主义历史批评辞典》（Historisch-kritisches Wörterbuch des Marxismus，计划十五卷，已出九卷，1994-），都在各自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

[1] 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13 Bde, hrsg. von Joachim Ritter, Karlfried Gründer, Gottfried Gabriel, Basel/Stuttgart: Schwabe, 1971-2007.

[2]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8 Bde, hrsg. von Otto Brunner, Werner Conze, Reinhart Koselleck, Stuttgart: Klett-Cotta, 1972-1997.

[3] Handbuch politisch-sozialer Grundbegriffe in Frankreich 1680-1820, 21 Bde, hrsg. von Rolf Reichardt, Eberhardt Schmitt et al., München: De Gruyter Oldenbourg, 1985-.

[4] Theodor W. Adorno, Philosophische Terminologie, Bd. 1, Frankfurt: Suhrkamp, 1974, S. 13.

[5] 参见米勒、施米德尔：《概念史与历史语义学——述评长编》，第138-139页。（Ernst Müller/Falko Schmieder, Begriffsgeschichte und historische Semantik. Ein kritisches Kompendium, Frankfurt: Suhrkamp, 2016）

[6] 参见米勒、施米德尔：《概念史与历史语义学——述评长编》，第139页。

[7] 参见米勒、施米德尔：《概念史与历史语义学——述评长编》，第139页。

[8] Hans-Georg Gadamer, “Begriffsgeschichte als Philosophie” (1970), in ders., Gesammelte Werke II, Tübingen: Mohr, 1986, S. 77-91. ——另见伽达默尔：《作为哲学的概念史》，《诠释学II：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91-108页。

[9] Hans-Georg Gadamer, “Begriffsgeschichte als Philosophie”, in: 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ichte 14 (1970), S. (137-151) 141.

[10] 伽达默尔：《诠释学I：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7页。

[11] 伽达默尔：《诠释学I：真理与方法》，第19页。

[12] 伽达默尔：《诠释学II：真理与方法》，第603页。

[13] 伽达默尔：《诠释学II：真理与方法》，第617页。

[14] 参见米勒、施米德尔：《概念史与历史语义学——述评长编》，第141页。——科塞雷克认为，“复合单数”（德：Kollektivsingular；英：collective singular）是从前不可言说、无法想象的概念，即一些概念从其多样性（复数）向单一性（单数）过渡。他把“发展”“进步”“自由”“平等”或“历史”等总体概念称为复合单数，它们是对西方从近代到现代转型时期形成的日益复杂的历史整体性的反思结果。这些概念的出现所体现出的语义变化过程，得以揭示之前不曾有、也不可能有的近现代经验，例如“历史”概念从先前的“许多”历史转变为包括“历史总和”和“历史反思”的总括性概念。

[15] 伽达默尔：《诠释学I：真理与方法》，第525页。

[16] 伽达默尔：《诠释学I：真理与方法》，第579页。

[17] 伽达默尔：《诠释学I：真理与方法》，第639页。

[18] 伽达默尔：《诠释学II：真理与方法》，第178页。

[19] 伽达默尔：《诠释学I：真理与方法》，第534页。

[20] 伽达默尔：《诠释学II：真理与方法》，第136页。

[21] 伽达默尔：《概念史与哲学语言》，《伽达默尔文集》第四卷，第79、83页。（Hans-Georg Gadamer, “Die Begriffsgeschichte und die Sprache der Philosophie”, in ders., Gesammelte Werke IV, Tübingen: Mohr, 1987, S. 78-94.）

[22] 伽达默尔：《诠释学I：真理与方法》，第535页。

[23] 伽达默尔：《诠释学I：真理与方法》，第512页。

[24] 参见米勒、施米德尔：《概念史与历史语义学——述评长编》，第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