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维规：历史语义学与概念史—关于定义和方法以及相关问题的若干思考
发布时间： 2007-10-01
方维规《历史语义学与概念史—关于定义和方法以及相关问题的若干思考》，载《语义的文化变迁》，冯天瑜等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页12-19。 历史语义学与概念史 ——关于定义和方法以及相关问题的若干思考* 方维规 1 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首先在西德登上学术宝座并获得国际声誉，曾被不少西方学者称为史学研究的一个方向。它的价值淋漓尽致地体现于八卷本大辞典《历史基本概念—德国政治社会语言历史辞典》（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1972/97），并以此宣称史学研究中的一个特殊方法的特殊地位。这一巨著早已被视为国际最有名的、关于历史概念之历史的跨学科代表作之一。不同专业的不少著名学者在此著中根究了政治、社会领域的中心概念：从法国大革命前已经存在的“社会”、“国家”等传统术语，到“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反犹太主义”等新术语，以及在西方现代并得力于现代社会才得以生成的诸如“阶级”、“需求”、“进步”、“历史”等概念。辞典中遴选了一百多个术语，以考察它们在法国大革命与工业革命进程中如何嬗变为政治、社会中心概念并渗透于我们今天的历史意识。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这些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中心概念，便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历史观，《历史基本概念》的主要前提便是：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并凭借概念成为历史。 德语概念Historische Semantik（英语：Historical Semantics：历史语义学）是国际学界相关领域的学者熟知的一个概念，亦时常与Begriffsgeschichte（概念史）并用。由《历史基本概念》主编之一的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主编的、或许也是这个领域最著名的理论著作，书名便是《历史语义学与概念史》（Historische Semantik und Begriffsgeschichte，1979）。此书可能的用意是，一方面对“德国学派”作纲领性反思，一方面阐述这一历史研究的实力与缺陷。书中十八篇论文分为两个部分：“社会、政治之概念史的可能性和局限性”以及“理论与历史探讨”。 笔者在德国格廷根大学东亚研究所专事《近现代汉语学术用语》研究的时候（1996-2000），采用“历史语义学”汉译Historische Semantik，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这个中文翻译不能覆盖德语概念的全部含义，即便此译已经体现了这个概念的最重要的特征。其实，自有“概念史”以来，它便常常遭到批评，尤其是来自语言学家的批评，他们认为“概念史”缺乏牢靠的科学方法作根基。一个简单的事实或许可以让人理解此类批评的合理性，即德语Begriffsgeschichte很难译为外语。英语通用的表述History of Concepts 亦即Conceptual History实则与之不符，因为它不包含词语符号和语言构造；假如采用history of words，无疑又很片面，因为Begriffsgeschichte不只关乎词汇史，而是“有的放矢”地将目光投向一些专门问题，并从来没有把所有词汇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因此便产生了概念史所特有的方法。概念史关注一些特殊的、重要的词汇，既审视语言符号的形式又探究它们的语义和作用，并在这两个层面上描述和勾勒一个概念的常态、断裂及其变化。 这种研究方法的确立，是因为人们认识到所有领域（亦包括科学领域）的语言处于无定状态，看到了世间存在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不同的语言，犹如存在不同的哲学体系、学科、流派、时代、国家、文化等等。因此，历史语义学是在概念上对时代、科学、社会、政治之差异的探讨。它不怎么轰轰烈烈，因而很少引起公众的强烈反响；但是，当思维与话语的不同体系之间的事实差异进入我们的意识的时候，历史语义学自然就显得不可或缺了。当今西方社会科学的几乎所有领域都出版了这类参考书和辞书，或还在编纂之中。这些书籍显示出人们学会了对差别的重视。例如在文学研究中，人们不再不假思索地讨论“古典”和“古典的”，而是首先表明这个概念说的是什么，以及研究者自己指的是什么。一般说来，对一个事物的指称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比较固定，而被指称者却在变化，它涉及物质生活，但更主要地涉及政治、文化、宗教、思想等领域，例如自由、民主、家庭、爱情等等。历史语义学的目的在于发现并阐明概念在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差别及其起源和成因。 2 历史语义学的源流也许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欧洲，当时经历了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的时代过渡，它对语言学的发展进程具有指点方向的意义。崇尚仿古的古典派逐渐被追求个性和活力的浪漫派所取代，后者力图摆脱成规，研究新的发展，并用新的方法探讨已知现象。因此，关于语言起源的问题也被提上议事日程。何为语言？语言从何而来？语言如何发展至当时那个阶段的情状？最后一个问题便关涉语言的演化。布雷尔（Michel Bréal，1832-1915）是最早从事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学者之一，他的《语义学》（Essai de Sémantique，1897）论著给“语义学”概念赋予了我们今天依然所理解的含义。布氏的一些研究可视为对19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历史语音学的一种回应，并从此让语义学概念获得了应有的地位。 语义学（Semantics）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它研究语言、语言符号和符号顺序的含义亦即词汇、语句和文章的含义。换言之，它探讨的是语言表述形式的意义和内涵。这个概念的词源为希腊语的σεμαντικ？ς（标明的，表示的，描述的）与σεμα？νειν（标明，表示，描述）；“Sem”则是与希腊语σ？μα（标记，特征）的对应。正是希腊词源决定了Semantics绝非语言学的专利。例如逻辑学中的Semantics则指逻辑句式和推理之真相的学理。而整个哲学学科内则将历史语义学看作一种围绕含义问题进行讨论的哲学史编纂；简略地说，它不直接与“事物”本身、也不仅仅与“概念”相关，而是审视所探讨的对象并如何赋予它们特定含义的方式方法。换句话说，哲学中的“历史语义学”是对文化内涵的形态、转型和变形的哲学探讨。 这便关系到笔者上文所提的本人起用“历史语义学”翻译Historische Semantik的无奈之境，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翻译的困境。汉语“语义学”概念，似乎仅限于语言学范畴，至少是能引起大多数人对语言学的联想。而正因为“Sem”的希腊词源为“标记”和“特征”，西人在看到Historical Semantics的时候，常会将它理解为“历史特征”。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或许当推格廷根著名的Vandenhoeck & Ruprecht出版社自2003年推出的、以Historische Semantik为标题的系列专著，读者首先想到的无疑是“历史特征”，第一卷专著的书名便是《仪式化的政治：古罗马的标记、肢势与统治》（2003），或如《作为王侯形象的宫殿：古老帝国宫廷建筑中的统治比喻，1470－1618》（卷六，2004），又如《民主时代的尊严：雅典的市民城邦与古典时期之尊严的关系》（卷八，2006）。 当然，超出历史“语义学”范畴的还有许多研究，例如对“陌生性”亦即容纳和排斥外人的历史特征探讨；关于浮士德素材的历史特征等等。指出Historische Semantik的“历史特征”之义，一来为了说明与概念史有关的上下文里的汉译概念“历史语义学”的不完整之处，一来为了展现Historische Semantik本身的包容性与跨学科性：它借用各种学科的知识进行研究，又以自己的特有价值丰富各种学科。为了解决Historische Semantik之汉译无法兼容“历史语义学”和“历史特征”两层意思的尴尬处境，我们也许可以在广义与狭义的意义上理解“历史语义学”。尽管源于希腊语的Semantics是关于符号含义的学问，但它毕竟主要关乎语词和语句。这种狭义诠释当然也是“历史语义学”的最主要的方面。同时，“历史语义”不排斥“历史特征”而且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历史特征，两者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的冲突。不仅如此，它们常常还融为一体。而且音乐和图画等非语言载体也有自己的语言和语义。 3 历史语义学探索的是以往不同社会中涵义之生成的条件、媒介和手段。它深究各种文化用以表达自己的知识、情感和观念的涵义网络的先决条件。历史语义学的目光对准的是话语和文字的、图像和音响的、礼仪和习惯的表述形式的差异性。它阐发不同的文化取向和知识结构之载体的共存和互动，以及它们各自的能量和表达语义的可能性。历史的语义学永远只有在社会结构的框架内才得以把握，因而进入视线的是技能和切磋、规则和策略，语词涵义只有借重于此才可能生成、稳固或者被拒绝，调整、确立、边缘化或者变迁。涵义同时也是微观历史与宏观历史现象，它要求微观的深入挖掘与宏观的文化比较相结合。 关于涵义的微观历史与宏观历史，笔者想用与历史语义学和概念史相关的两种欧洲研究模式作简略的阐述：“欧洲关键词研究方案”和“启蒙运动与历史语义学”。“欧洲关键词”模式说的是在国别和各民族语言中进行的各类探讨，一般都有至少可以借助于共同的、欧洲“关键词”所确定的欧洲框架亦即语义上下文。鉴于欧洲语言（词汇/表述）的多样性，在指称或描述具体事物（内涵/客体）的时候，欧洲关键词可以明确各自共有的、或至少可以相互匹配的观念（概念/涵义）。另一方面，每个翻译家或文化学家都知道，（跨）文化对话中常会出现“不可译性”问题。这种状况不是因为不同语言之间可能缺乏相关对应词，更多的是缘于观念化（概念化）之历史过程以及特定概念所承载的传统关联，会导致概念/观念中特殊因素的增长。这种特殊性常被对话者当作认同形式，因为他们是以各自的文化属性与所谓的不可译性（民族特性）来界定自己的。确认“欧洲关键词”并认识它们的具体运用，依赖于跨文化（超国界）的、历史的比较所得出的结论，而对“关键词”（亦即概念/观念）的调节和规范作用以及它们在特定文化和国别中的历史之把握，又是历史比较的前提。从语言和历史的交汇处探讨问题，历史语义学、尤其是概念史应该置身于语词史和问题史（思想史）之间，即在跨学科、跨文化的视野里探讨有关概念（例如欧洲土地上的“故乡”/“区域”/“国家”或“战争”/“和平”/“革命”等概念）的历史语义。 “启蒙运动与历史语义学”这一命题和研究的最大特色，或许是能将不同国家和不同领域“各自为政”的概念史学家聚拢到一起，以统观他们的着眼点、资料来源和分析方法并发展一种研究18世纪的历史语义学视角。从这个意义上说，此研究除了对一些关键词的典型历史语义探讨之外，它可以在两个层面上给人根本性的和方法学的启示：它在总体上可以消除法国的语词律学（La lexicométrie）和话语分析（Discours）、英美的观念史（Conceptual History）和德国的概念史以往各行其是的“国别”隔绝状态，并导致这个领域的一种虽然不是统一的、但却相互关联的研究方向。另一方面，不管是文学史和语言学方法的结合，还是文本和历史的交汇，或者是跨文化比较（如“以‘民主’概念为例的比较概念史”等），此研究颇能体现跨学科之出典考证的丰富性，必然会扩展文化学的视野并为文化史研究作出贡献。“语词律学”（Lexicométrie）与“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相交的历史语义学便是一个值得重视和颇具兴味的方法。 上文所说的语义之微观历史和宏观历史现象以及西方近年来在这方面的研究范式或尝试，无疑可以给由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组成的汉字文化圈的历史语义学研究提供借鉴。它不仅关涉中、日、韩等国缘于各自历史条件、发展状况和转型形式等内部微观历史，亦与汉字文化圈跨国宏观历史文化相关。而就世界范围而言，汉字文化圈又是某种意义上的“微观历史”，因为近现代社会和观念转型期的汉语嬗变，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因此，汉语历史语义学又是跨越东西半球和两大文化的跨学科研究。这不仅使研究更加纷繁和复杂，也使它更为光彩夺目。 4 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 1899-1986）曾经指出，辞典的编纂显然基于一种还未被证实的假设，以为世界上的各种语言是由相互对应的同义词组成的。从实用的角度来看，这种假设自然是必不可少的。尽管如此，这一假设并不完全令人信服。在不同的语言中，真正对应的同义词只是很小一部分。且以欧洲为例：欧洲国家有着大体相似的文化和语言源流，可是各种语言所固有的特色亦即不对应之处，常常使翻译家大伤脑筋。汉语（尤其是汉语自成一体的语言结构和书写规则）与欧洲语言的差异是尽人皆知的。不言而喻，中西语言的翻译是很困难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里存在的语言鸿沟甚或是无法逾越的。前文提到的德语Historische Semantik之汉译“历史语义学”，甚至同属印度-日耳曼语系的英译德语Begriffsgeschichte之History of Concepts，都是很明显的例子。这里说的往往不只是对应词的问题，更多的是对所谓特定“对应词”在不同文化、历史和语境里的不尽相同的理解或想象。 19世纪中叶以降，中国不断努力翻译介绍一种天差地远的、也就是西方的知识文化体系，并试图把西方的科学文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富足的汉语汉文既是译介西方文化的雄厚的本土资源，也是语言创新的原材料。如何准确地用汉语翻译西方的知识体系，确实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翻译的过程无疑也是创造过程，“西学”的译介大大丰富了近现代汉语学术词汇。现代汉语（尤其是科技和学术用语）的很多重要词汇与概念均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还有许多语词也是在这个时期发生了质变。鉴于此，亦由于历史语义学本身就与不同时代的语言衍变有关（当代也有语言嬗变和新语），以及近些年来中外学者对清末民初汉语新语研究的相当丰硕的成果，我们完全可以将这个领域的研究归纳为近现代西学东渐之汉语历史语义学。当然，对这个时期作为传播西学的语言媒介之汉语新概念的研究，包括整个汉字文化圈，尤其是日本在接受西学与汉语新语生成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研究一样，语言的创造性肯定也是汉语历史语义学的中心议题之一，它尤其体现于意译外来词，这也是汉语新语的主要方面。即表述者如何运用自我语言资源中的语义能量进行对话和交流，它又是如何作用于语义的发展。我们需要研究的是语义的扩展、收缩、改进、恶化、移位，禁忌化或寓意化等诸多变易现象。前文关于历史语义学的界定和方法等问题之论述，牵涉到它的学术定位，我们既要在语言学的层面上寻找，也要在思想史和哲学认识论上进行探索。德语区的那些重大哲学、政治、社会语言辞书项目中的概念史和概念分析方法，不仅在词典编纂学上显示了实力，而且也为语言史、社会史、精神气质史等理论建构作出了贡献，例如概念史之著名的十二卷《哲学历史词典》（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1971/2005），《历史基本概念》，六卷本《美学基本概念》（Ästhetische Grundbegriffe，1999/2005）等等；体系理论家卢曼（Niklas Luhmann，1927-1998）也留下了四卷本著作《社会结构与语义学》（Gesellschaftsstruktur und Semantik，1980/95）。 我们应该避免将历史语义学认作一门学科，因为它肯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科，而是一种研究问题的方法（如阐释学，话语分析方法等等）。因为学科和派别的区别，此类辞书或论著自然有别，哲学概念史因此才能区别于历史概念史或音乐学概念史。上文提及的《哲学历史词典》、《历史基本概念》或者《音乐术语词典》（Handwörterbuch der musikalischen Terminologie， 1971-）的前言中对概念史或历史语义学的理解大相径庭。由于各学科（哲学、政治、经济、法律、文学等）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和重点，对历史语义学的界定似乎可以是多种的，但它主要是语言的，又是历史的；只有用历史的眼光（历史的横向比较和纵向追踪）才能把握哲学、社会、政治等人文社会学科的关键概念和主要用语。因此，这篇短文的标题也可采用“历史语义学与语义的历史性”。 * 本文是笔者在“历史文化语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武汉大学， 2006年12月16－18日）及“东亚文艺文化学术史的重构”（日本，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2007年3月22日－26日）大会上的主题讲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