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维规 ：文学的位置与批评的空间
发布时间： 2014-03-16
方维规 《文学的位置与批评的空间》，《 文艺研究》，2014年第3期。 受杨慧林、耿幼壮之邀，参加中国人民大学开云（中国）有限公司“西方文论”教学团队最近完成的十卷本“人文学科关键词研究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而举办的座谈会，会议主题是“西方文论在中国学术语境的空间和张力”。陈剑澜为《文艺研究》邀稿时的要求是，以座谈会之会题为提示性主题，各自在大题目下做小文章，从自己的视角谈具体问题，在关键问题上不惜笔墨，力求写出深度来。这个看似宽泛的要求，其实亦属“命题作文”，要为这一题旨写下一些文字，并非易事。我的小文章谈论几个由此命题而想到的问题，或曰若干与此相关的现象。有些问题是早就想过的，另有一些是写文章时想到的，并未深思熟虑，因而不敢指望深度。 我所谈论的问题，与文学理论的一般发展和现状有关，但主要不是在“理论之后”从文论内部展开讨论，不完全从学理到学理，而是更多关涉文学理论和研究的生态变化。我所理解的西方学界动向以及文论在其本土的境遇，有些在中国不很突出，有些说法不一定符合中国状况。然而，论说文学理论的空间和张力，离不开世界大势。当然，相似的论题早有不少论述。但是读者将会发现，我谈文论的空间和张力，或者困境和危机，更注重文化和社会因素，同样注重学术上的结构性问题，比如理论与文学、文学与批评的关系，或者批评与研究的关系。我不会、也没有能力回答有些很难回答的问题，只想呈现一些不一定正确的思路。同样，我也没有能力就某些“病症”开药方，更不敢大胆预测。本文的一部分内容，是想在概念和范畴上厘清一些东西，它们显然也与文论的空间和张力有关。 文学、理论及其贫瘠的生态环境 20世纪的西方文学理论，着实令人眼花缭乱，这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从克罗齐到韦勒克、罗兰·巴特和德里达，从卢卡契到伊格尔顿，这是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时代，谁都想对文学作品做出新的解读。各种理论都是对现代历史困境中文学创作的不同反应形式。它们有其合理成分，可是也充斥着矛盾；它们本身就是社会和语言危机的征候。在这个大环境中，我们能看到一种奇特现象：文学理论的重要性，似乎超过了文学本身；至少是那些大牌理论家，其风光程度并不亚于著名文学家。这也是一种为理论而理论的现象。当代理论之特色，时常旨在证明其自身，试图让人觉得那是自明之理、合情合理。至于理论是否能够用于实践，仿佛是次要的。 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也折射到中国。现今的文学爱好者，面对如此纷繁的文学阐释方法，大有不知所措之感，甚至迷失了通向具体文学作品的路径。有人或许会提出质疑，认为我的这种看法忽视了多元文学理论的益处。当然，我是很赞同多元方法的，只是想要在此强调一个事实：从事文学研究，从未像今天这样民主自由、纷然杂陈，视之为理论过剩或膨胀也不为过。多少年来，时常听到文学理论的死亡之说，或者认为理论大势已去，但是理论还活着，不少学者以其具体研究、特定方法及其成果来显示“理论”。以往的宏大叙事或大理论，被名目繁多的小理论所取代。 几百年来，文学作品的真正读者基本上不会在乎美学、诗学、语言学、心理学等理论中关于文学本质和功能的诸多命题和质疑，他们不会为文学定义或作家意图多费心思。“阅读文学作品，往往是在非常实际的具体关联中，且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修身养性，娱乐散心，逃避现实，寻求慰藉等。也就是说，读者是根据现实生活和生存状况的需求而阅读的。”[1]我还是坚持自己在一篇文章中写下的这一看法。然而用于此处，自有其用意；至少，我的倾向显而易见，这是对理论之功能的怀疑；既不是“反理论”，也不是“后理论”。诚然，文学理论主要是为专门读者或者从事创作的人而写的，但是文论危机亦即它所遭遇的冷眼，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何为文论？文论何为？这是不少感到理论疲劳的人会提出的问题。或许只是一种讥刺，发问者不一定对答案感兴趣。 反思文学理论之现状，会有危机感；而危机感不是没有来由的。德国文学理论家、经验主义文学研究的倡导者施密特（Siegfried J. Schmidt）早在1993年就已宣称，文学研究要么成为文化研究的一部分，要么将被完全边缘化。此说出现在文化研究方兴未艾之时。没过多久，文学理论被各种思潮冲击得支离破碎。不过，整个人文科学也已是危机重重。嗣后，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联姻越来越多，美国的不少比较文学系科更名为比较文化研究；而按照传统划分，文学理论正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梵·第根、韦勒克：总体文学[2]）。 要谈论当代文学理论，离不开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总体发展和变化。在这个大环境中，文学和文学研究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我们或许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察显而易见的变化： （一）已经发生变化的是文学及其运作的大环境。新的文化生活，尤其是人们对体育、流行歌曲和异国风味的浓厚兴趣，已经剥夺了文学曾经拥有的特权地位。在各种艺术中，文学不再首屈一指。西方曾有一种说法：田径是体育之王，诗亦即文学则是艺术之王。而在当今这个没有贵族气息的世界，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在与（新）媒体文化的角逐中，这两个年事已高的君王不再容光焕发；尤其对于纯文学，公众似乎只有厌倦之情，外部社会需求锐减。如今，文学的影响力每况愈下，人们更热衷于体育、音乐、电视、电脑、手机。或者说，文学同时尚、肢体语言、运动等其他符号系统没什么两样。 （二）技术是我们的命运或曰宿命，它也通过媒介技术来影响甚至操控文学的发展。文学正面对一个窘境：人们期待它搬出自己的老宅，也就是走出书籍，迁居到新媒体中去。在许多国家，技术浪潮已经吞没图书馆的检索系统，以及不少辞书和百科全书；不少科学期刊已经纯电子化，教科书也在向这个方向发展。很难说文学作品的出版能够躲过这一命运。当今的阅读习惯，已经很能显示人们对电子产品的青睐。所有这些变化缘于信息技术，它为公众提供了轻松、简单的参与可能性。 （三）传统的文学观念，建立在排他性的基础上；作家也同葡萄酒农一样，坚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文学生活中才会出现文学批评这一重要机制，其任务是甄选和评价。常听人说，19世纪的俄国文学之所以了不起，在于那个时代拥有大批评家。其实，批评并不能造就伟大的文学，但它能够且应当揭示和阻止劣质作品被看做佳构，或跻身于伟大的文学。毫无疑问，批评具有导向作用（包括误导），对于文学青年来说尤其如此。然而在当今这个花哨而浮躁的社会，各种文化产品同时并存，人们不再坚守挑选、提炼和升华。轻便地借助遥控器来挑选电视节目，在手机上下载和翻阅趣闻，人们已经无暇根据批评权威的观点去选择和品尝文学作品。 文论与批评的尴尬处境 30年来，中国或许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理论、尤其是西方文学理论都要多得多，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万花筒景象。西方文论多少年来在中国可谓“得天独厚”，给中国带来文论教学和研究的重大变化，为我们的硕博论文提供了诸多论题。我们不但译介了由于长期闭塞而未曾听说的学说，我们在“补课”之时还及时翻译了不少外国时髦理论，给人众声喧哗之感。我的感觉是，西方文论在中国不但有空间，而且空间很大；但是张力如何，的确不敢恭维。我所理解的张力，是理论的运用可能性，思考方式的改变或引发新的思考方式，否则只是译介而已，是理论的转述。另外，我们常能看到由于译介滞后而出现的一种现象：某一理论在其发源地已被冷落，遭到质疑、抛弃甚至“清算”，我们却如获至宝、津津乐道。对于张力的怀疑，有内外原因，也有语境因素，而最主要的根源在于文论本身的境况。这里说的不只是文论在中国的情形，而是它在世界范围的尴尬处境。 此时，我们必须看到文学理论与文学、文学与文学批评的关系。文学研究或文学理论的一部分声誉，从来就得归功于其研究对象的声誉。评论和解析上乘之作，自然也会给评论文章增添光彩，或者显示其重要性。我不会完全把文学批评看成文学作品的寄身物，但也没有采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即文学批评与文学文本没有谁依附谁的关系。他所理解的阅读，不是揭示和阐释作品意义，而是创造意义；文学文本与批评没有主次关系，二者的创新亦无高下之分。常有人问“为什么要文学？”这里指的当然是纯文学，即高雅文学或严肃文学。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是，我们还知道其他那些诸如消遣文学、通俗文学、消费文学的种类。其实，我们无需提出“为什么要文学？”这个问题，谁都知道文学为何存在。可是，它的存在意义，已经不同于50年或100年前。 文学的当下境况如何呢？令人失望的结论是，文学的整个社会价值和地位在衰落，越来越多的人对文学不感兴趣，这一趋势似乎还将延续很长时间，文学还在继续丧失其重要性。在我们这个时代，得出理查德·罗蒂之“走向文学”的预言，是需要非凡的胆量和想象的：每个时代都有其英雄，文学家乃自由社会或未来时代之英雄。[3]在“理论之后”的沮丧和无奈中，有人提出“回归文学”亦即理论走向文学的主张，并认为已经看到理论界的文学性写作（融汇理论与文学的新型写作），这样可以避免理论之抽象和晦涩难懂的弊病。[4]现在的问题是：人们对于文学的兴趣尚且如此，有何理由相信理论的出路是文学或者文学性思维呢？目前还很难看出这条路是否可行。就当今状况而言，不是文学生活机制或者文学的表现手法阻碍了批评家的精到评论，而是公共领域显然对文学批评不感兴趣。有人或许会说，大众对文学理论和批评从来不感兴趣；我只想补充一句：今日更甚；并且，专家学者也未必有多在乎理论和批评。通俗文学或消遣文学的销售，不取决于批评对之采取的视若无睹的态度或毁灭性评判；而对严肃而艰深的文学作品的赞誉，也不必然有助于对它的接受。无论如何，文学经典和当代杰作之日益微弱的反响，使得文学研究和批评的声誉也必然受到相应折损。理论家和批评家从前享有的荣耀和地位，一直在慢慢退色。 就西方学术语境而言，一些古老话题正在逐渐隐退，一些理论“死而不僵”或“借尸还魂”，还有一些理论“起死回生”，例如叙事学、精神分析学等。新的元素还在不断渗入文学理论，例如情感研究（the study of affect）、酷儿理论（queer theory）等。若说理论就是思考和推测，或是对思考的思考，那么新近理论的一大特色是对跨学科理念的思考，这便导致跨学科问题和命题的不断提出。而跨学科本身是一种方法，很少拘囿于纯粹的理论。跨学科而又以某个学科为重心，既在其内又在其外，但是边界时常很模糊，这是当今常见现象。文学研究的一些论题，原本似乎与文学毫不相关。然而，文学理论总是身处理论研究的前沿，其他理论也时常会涉及文学。或者说，其他学科的理论常被用来阐释文学，这里有视野融合，也有误解误用。另外，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或硕博研究生对西方哲学的兴趣，并不亚于专攻哲学的学者和学生；他们当然明白，哲学是人文学科的知识根基。新近的一些西方理论，基本上不是源于文学研究，却吸引着文学专业的硕博研究生，这或许就是所谓从文学理论转向理论吧。所有这些，都涉及西方文论在中国的空间和张力，不管结论是肯定还是否定的。 文学批评的衰变 “文学批评”似乎有足够的理由诉说自己惨淡经营的境遇，而不是自鸣得意。报章短评、读者书评、自我炒作、明星膜拜、追逐时尚等，早就使传统文学批评一再受到威胁。批评家身处自我要求（即批评之品味）与读者期待的角力场中。自我要求缘于批评的理论高度，期待则来自出版社总编和经理，来自作者、同事和读者。文学批评自己设定了一些要求，忽略了有些应有的要求，另有一些强加于它的要求。时代变了，批评也变了。如同大牌批评家难求一样，上乘批评亦不多见。文学批评危机重重，不过它好像时常处在危机之中。同样，围绕批评之现状的争议，或哀怨批评的衰落，仿佛与批评一样悠久。 文学批评能够生存，已经是其功绩所在：它要为公众在新书或再版书中做出选择。不过，大部分图书无需批评家的推荐或诋毁也有其读者。换句话说：在出版社精心策划营销策略与文学生活之高度商业化的时代，即便一部作品遭到非难，出版社亦可能以“颇受争议”之名而成功销售该书。有人把批评家视为文学公共领域之极具影响力的操纵者，另有人则把整个批评行当看做图书市场之多余的、可有可无的摆设，与图书销售量没有多大关系。对于这两种观点，并没有可靠的调查数据为凭证，不同的调查所得出的结论相去甚远。对于文学批评与销售效果之间的关系，迄今还没有系统研究。批评的调节功能，未必见之于对某部作品的态度，而在于选择某部作品这一事实，即所谓“他写我，我才出名”。如此看来，批评的能量并不在于评价本身，更多地见之于筛选和选择：“什么算，什么不算。” 在西方学术用语中，“批评”源于希腊语крíνειν (krínein)，表示“区分”、“决定”、“判断”等。谁要做出区分和判断，就会努力判别善恶、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批评多半是对新近文学（作家和作品）的介绍、评论、诟病或归类。一般而言，文学批评是关于文学的公开交往形式。莱辛无疑是他那个时代之德意志文学批评的奠基者，他所倡导的批评态度，常被看做批评家之最高行为准则：“[……]对于新手，和气并且恭维；对于大师，带着钦佩怀疑，带着怀疑钦佩；对于俗士，吓唬却带着善意；对于吹嘘者，可以嘲讽。对于心术不正者，尽可能辛辣尖刻。”[5] 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里，文化景观和传媒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大量出版物与新的大众信息渠道，例如电视或互联网的普及，使社会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同时也在根本上重新界定了批评的功能。批评处于时代特征、社会总体条件、参与者的不同角色和个人特点之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之中。因此，考察文学批评，总是意味着解析它的危机与强调其重要性相结合。 50年前，韦勒克在其论著《文学批评的基本概念》（Concepts of Criticism，1963）中对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做了区分，同时分析了它们之间的紧密联系。其实，英语和法语中的“文学批评”（literary criticism, critique litteraire），如韦勒克在《现代文学批评史》（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1965）中所强调的那样，亦包括文学理论和诗学。随笔性的文学批评，在英美属于“书评”（Reviews of Books）范畴。研究与批评的连接点，显然在于评判文本的能力，这种能力是文学史家、文学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选择和解析文本时必须具备的。 尽管韦勒克认为文学文本的复杂性会使阐释带有模糊性，并且总是体现于评价，但是人们还是能够区分不着边际的阐释与说得过去的阐释。面对新批评的没落，他认为人们可以就如何解读哈姆雷特而争论不休、各执己见，但是肯定不能把哈姆雷特说成女扮男装者。因此，他提出研究者必须重新认识自己的任务，从艺术作品的具体分析与文学研究的成果中提炼出明确的文学理论、原则系统和价值取向。也就是说，他依然深信“本质”和“原则”，以及文学所体现的普遍价值观。在《文学批评的基本概念》中，他区分了他那个时代之文学批评的不同方向： （1）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2） 文学的语言和风格批评； （3） 一种新的、注重文本肌理的形式主义； （4） 建立在文化人类学研究与荣格心理学思考基础上的“神话学批评方向”； （5） 一种新的、受到存在主义及其相关世界观影响的哲学化文学批评。 对于文学批评的这种归类，能够让人清楚地看到，批评所得出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批评者选取的视角。与之相关：问题的提出，决定批评的方向，往往也决定解释问题的可能方法，并直接影响最终答案。人们还能看到，批评不再是单一视角，而有多种视角。并且，每种视角都认为自己才是至关紧要的。 韦氏《文学批评的基本概念》与《现代文学批评史》问世不久，德里达于1966年在霍普金斯大学的演讲《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不仅是对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理论的解构，也意味着解构主义的悄然登场。在后来的发展中，新理论、新方法层见叠出，批评的视角也更为丰富。从某种程度上说，理论翻新或所谓“创建”，固然与新的时代格局有关，与人们对“本质”和“真实”概念的厌倦有关；但是同早先的理论一样，女权主义、后殖民理论、流散文化理论、酷儿理论、生态批评等新潮理论，同样是历史困境中的社会和语言危机使然。尽管有些学者为每年都能提出新名词而得意，但是个别仓促而简陋的理论，是不少西方（尤其是英美）左派学者所热衷的“讲政治”或“政治正确”的产物。在伊格尔顿眼里，理论的黄金时代已是遥远的过去，创造那个时代的大理论家也已过世；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等，不再是性感的话题。目前的性感话题就是性。当代文化研究争先恐后地扑向性的主题，活像一个禁欲了半辈子的老光棍。[6]无疑，这只是文化研究之民粹立场的一个截面。 批评与研究的颉颃 亚里士多德是理论家，圣伯夫则是批评家；世存文学批评，亦有文学研究。同文学一样，不管是批评还是研究，假如从业者既不是为自己而写，也不是为读者而写，只是为讨好权贵或某种意识形态而写，那它产生以后便已失去生命，至少是短命的。批评与研究关系密切，前者的一些功能，也得到后者的关注。二者探讨同一对象，却采用不同的方法。在其共有的功能上，两种形式体现出合作与竞争的关系，例如“导向功能”、“甄选功能”、“推介功能”，以及有助于反思和交流的“启发功能”。然而，批评对文学生产者的“告诫功能”，却是注重史料的文学研究所不具备的；它所分析的作家，多半已经离世。文学研究也没有漫笔或随笔性批评时常具有的“消闲功能”。研究论文之严谨文字与批评家的随笔风格之间隔着一条鸿沟，只有不多的一些人能够跨越这条鸿沟。 尽管许多批评家同时在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批评和研究还是有着诸多区别，至少总体上如此。首先从媒介和机制上说，文学研究基本上与大学和学术出版社发生关系，批评则与报纸、刊物、广播、电视或互联网的随笔和文化栏目编辑部打交道。也就是说，二者的区别首先体现在出版媒介上，体现在其发挥作用的场所。这种现象在中国不很明显。其次是专业化程度：研究者一般接受过写论文的科班教育，专业化程度较高。批评家多半也有科班背景，但其批评作业没有或很少受过专门训练。接着是论者与其考察对象的时间距离：文学研究与其论述对象之间的时间距离较长，它不像批评那样承受着紧迫感和时效性的压力。不过，这一距离在晚近几十年中逐渐缩短，一些研究者也探讨当下文学。就总体而言，亦由于事物的规定性，探讨当代中国文学的人，多半从事文学批评。最后还须说到读者：研究者主要是为研究者而写作的，批评则有着更大的读者群。不少读者对文学感兴趣，却不谙研究理路，因而较能接受批评的文风。一篇可能只需三天就能写成的批评文字，往往通俗易懂；而一篇像样的论文，可能需要三个月。 不同读者有其语言习惯，这会见之于不同的语言、描述和表达形式。批评主要采用记叙文体，尤其是书评、作家肖像、采访和随笔，这些文本无须顾及论著形式或格式。这里涉及语言规范和语言行为的角色。批评与研究的写作规范，亦可视之为角色规范。研究者和批评家都是作者，但以不同的角色从事写作。区分文学、批评和研究，也是在区分作者的角色。谁从事写作并发表作品，谁就在扮演一个角色，并知道他人有着特定期待。同一个人有时可以作为研究者，有时作为批评家，有时作为诗人或小说家从事写作，这种角色交替并不鲜见。一些研究者间或也从事批评或文学创作，这并不等于他的写作活动界线的消失，界线是由不同角色及其相应对象给定的。 如果我们进一步考究，还会发现批评与研究之间的其他一些区别，比如批评要比研究的评价空间大得多。批评时常凭直觉或艺术感觉，传播感受胜于传授知识，生动但随意性较强。于是，我们常能看到妙笔生花，但也常见不着调的评说。尽管评价与科学的对立，即所谓不科学的批评或不批评的科学，早就被证明为靠不住的观点，探讨文学时尤其如此，但是批评显然比研究更喜于评价。另外，批评与研究的主要功能也是不同的。批评家在“值得阅读”与“不值得推荐”之间进行选择，研究者同样也在是否值得阅读和流传之间挑拣，可是这种区分形式在研究者那里是次要的。 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之间的实际区别，也使二者之间有着极为紧张的关系，这种对立并不亚于时常见之于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敌意和伤人之言。查考研究与批评的相互看法，便会发现一些相当稳固的成见：对于研究者来说，文学批评通常是仓促的、肤浅的、主观的；简言之，文学批评是不科学的。而对批评家来说，反应迟钝的文学研究过于学术，不通世情和现状，远离大众和公共领域，缺乏社会影响。除此以外，文学研究的语言过于抽象、艰涩。两种机制长期处于复杂的竞争或曰名誉之争中，带着文人相轻中的睥睨和无法说出口的嫉妒。 无论人们如何期望研究与批评的互动，或把二者看做文学生活中的分工形式，二者的区别是不争的事实。纵然存在多种叠合之处，它们各有自己的任务、规则、习惯和活动空间。勾勒二者不可逆的区别，并不是要否定它们相互接近和互惠的可能性。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依托于尽可能广博的文学史和方法论知识，也就是系统知识。尽管批评是不依附于研究的独立机制，但是文学研究成果会有助于文学批评的思考。只有充分认识语言艺术的发展和特性，才能更好地判断和评论一个思潮或一部作品。当然，批评也可以为研究服务，例如通过挑选和评价新的出版物，或对文学发展的早期预测来启发研究。另外，那些对文学研究感兴趣、而对其术语和理路所知无几的读者，也可能借助精到的批评来获得相关知识。在此，我们能够看到文学生活中的某些运作机制的空间和张力。换言之，理论的空间和张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学生活本身。 注释： [1]方维规：《“文学作为社会幻想的试验场”——另一个德国的“接受理论”》，载《外国文学评论》，2011年第4期，第147页。 [2]梵•第根早在1920年代就提出了“总体文学”主张，另参见其《比较文学》中的相关论点（Paul Van Tieghem, La littérature comparée, Paris: Armand Colin, 1931）韦勒克和沃伦的比较文学经典之作《文学理论》，探讨跨国理论和方法，依然堪称“总体文学”的代表作，可参见韦勒克和沃伦《文学理论》的第五章“总体文学、比较文学和民族文学”（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40-49页）。 [3]参见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徐文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1页。 [4]参见卡勒：《理论中的文学》（Jonathan Culler, The Literary in Theor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5, pp. 36-37）。 [5]《莱辛文集》卷五，“信笺第五十七”，莱比锡：G. J. Göschen，1841，第586页（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Gesammelte Werke, Bd. 5, Aus den Briefen die neueste Literatur betreffend, Siebenundfünfzigster Brief, Leipzig: G. J. Göschen, 1841） [6]参见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