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维规 ：“观念史，概念史，关键词”专题导言
发布时间： 2014-11-16
方维规 《“观念史，概念史，关键词”专题导言》，《 东亚观念史集刊》，2014年第4期。 观念史、概念史、关键词专题引言 2011年10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与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合作举办了“近代中国知识转型与知识传播，1600 说实在的，谁都不想老在天上飞，鸟类人类都一样。脚不踩着地，心里会不踏实。飞得再高，也得歇脚。2011年11月，在台湾政治大学开云（中国）有限公司主办的“近代东亚的观念变迁与认同形塑”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东亚观念史集刊》召集了刊务会。编审委员会让我为该刊第四期的专题栏目策划一次“概念史、观念史、关键词”的理论探讨。身为编审委员，同好信任，推辞不得，于是硬着头皮接下了这一差事。或许因为自己日不暇给，或许因为此前的复旦调侃还记忆犹新，我虽嘴上答应，心里却很不情愿。该刊第三期发出“理论”征文启示不久，我便时不时向东西方从事相关研究的同仁邀稿。在回复者中，谢绝的理由各不相同：实在没有时间者有之，没做过理论者有之，“心有余而力不足”者有之。很是让人失望，也让人着急，这便寄希望于有人投稿。可是直到截稿期限已过，还是未见一篇征文。看来，想飞的人确实不多，飞很危险。这是一个比较尴尬的局面。在不愿放弃希望的同时（或许会有人在最后关头送来佳作？），我便自己动笔写开了，最后着实飞了一回，用两个多月时间写成本期中的四万言《概念史八论》。按照原先的设想，稿源丰富的话，我自己就不写了，即便写也不会是如此长文。可见，充数或曰填版面的念头，在意识或下意识中是肯定存在的。嗣后，又得到令我宽心的来信，郑文慧主编表示，她将撰写文章加盟。同时，组委会又寄来陈建守的大作征求我的意见，这便是本期中的《语言转向与社会史：柯塞雷克及其概念史研究》。原先我或多或少是把郑文慧的允诺看做增援的，谁知她洋洋洒洒比我写得更长，这便是本期中的郑氏大作《近代中国知识转型与概念变迁/观念形塑——观念史/概念史视域与方法》，这当然是一大幸事。以上故事，只是叙说成此专题的前后因缘，但愿文章不辜负对这一期专题栏目寄予厚望的人。 还是回到开头的话题：“天上飞的。”虽然不是谁都能说得如此形象而诙谐，但是这种看法，或许是不少人都会有的。在天上飞，常会给人凌空蹈虚、虚无缥缈之感。这是理论本不该有、却很常有的特点。何为理论？理论何为？提出这类问题的人，一般不会对答案感兴趣，因为那多半是一种讥刺，在做实证研究的人那里尤其如此。在这个语境中，我们马上就会想到理论在晚近国际学界的遭遇，会想到20世纪末期以来弥漫于国际学界的各种理论危机论与深刻的理论焦虑。用伊格尔顿《理论之后》（Terry Eagleton, After Theory, 2004）中的话说：理论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并且，“理论之后”之说，似乎成了一种共识。不管是文学研究中的“抵抗理论”（Paul de Man, The Resistance to Theory, 1986），还是西方哲学研究中的反本质主义（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罗蒂〔Richard Rorty〕），或者20世纪80年代伦理学界颇有声势的“反理论”思潮（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泰勒〔Charles Taylor〕、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等），都是对元叙事理论之合法性的怀疑，亦即对普适性、体系性“理论主义”的拒绝。人们不再相信终极本质与宏大叙事；固定不易的元叙事理论，遭到来自文本与历史的质疑和问难。这一切都让理论黯然失色，似乎风光不再。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抗拒本质主义的“反理论”或所谓“后理论”，并不是“理论的死亡”或“理论无用论”，而是告别“大理论”（the grand theory），告别宏大叙事，转向形形色色的“小理论”。其实，反理论也是一种理论。维特根斯坦认为自己根本不需要理论（《美学讲演录》），可是他的论说充满理论。对于理论局限和理论危机的认识，只是对普适性宏大理论的不满和厌烦，如华勒斯坦所说：“无论人们是怎样真诚地追求普遍性，迄今为止，在社会科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于普遍性的期待从来没有真正地实现过。”（Immanuel Wallerstein, Open the Social Sciences）然而，我们不可能处于“理论之后”，理论不可能终结，没有理论便没有人的反思，它是人类生活之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伊格尔顿：《理论之后》）。换言之：各人都有其理论、至少有其小理论；哪怕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理论，或只是（不自觉地）依附于特定时代或地域的主导理论。 维特根斯坦依托于语言分析，提出了他的反本质主义理念，即哲学的本质就是语言。语言乃人类思想之表达，哲学的本质只能在语言中寻找。他以此解构了传统哲学所根究的唯一本质，将哲学问题转化为语言学问题。他在《哲学研究》（1953）中提出，语词与其指称对象的对应关系，并非语言的本质所在；语词的意义是由“用法”确定的，即所谓“含义即用法”或“用法中的含义”。这一观点与概念史研究息息相关，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在勾稽概念的形成、运用和变化时，强调的正是概念的实际“运用”，类似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在语言“游戏”中理解游戏。另外，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1921）中有句名言：“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换句话说：凡是能用语言和逻辑来表达或分析的东西，均为可说的，否则就是不可说之物。而概念史根究的语词和概念，正是某个时代或时期中可表达和“可说的”东西。除此而外，概念史还注重“如何说”的问题：就像一个人净化其语言就是净化思想一样，一个时代寻找和提炼概念的过程，也是在提炼认识和思想。 在“历史语义学”（英：Historical Semantics；德：Historische Semantik；法：Sémantique historique）框架之内，人们时常论及英、法、德三种不同旨趣和视角的研究模式。方维规的《概念史八论》，在一个章节中讨论了科塞雷克概念史研究与剑桥学派政治思想史之“语言”研究模式之间的分歧。普考克（John Pocock）和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的思想史研究，是一种不以概念为指归的话语史研究，强调政治理论的所有语言因素以及词语的运用范围，注重对文本的分析性诠释，在政治事件的整体语境中查考“话语”的交流语境和语言习惯，要言之为“历史语境主义”（historical contextualism）。他们的“话语”概念，明显区别于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话语理论。福柯以话语为核心所从事的学科史研究，视话语为具有普遍社会意义之物的表征，表征对象即为知识，而“知识考古”乃探究知识的话语分析。在他看来，“人之科学”（法：sciences humaines；英：human sciences）就是话语系统，或曰研究话语和表征、揭橥其深层结构。他本人的研究工作，不仅准确描述了不同的话语概念，也在话语分析与人之科学之间建立起极为重要的联系。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话语分析与概念史的相通之处，即认定语言是事物的标记（表征）。不仅如此：科塞雷克把关键概念看做历史发展的“实际表述”（显示器）和“推动因素”（推进器）；福柯则认为，语言不仅是知识载体，且决定知识本身。表征与话语最终见之于“认识型”（épistémè）这一福柯理论的核心概念。所谓“认识型”，是说每个时代都有一套支配各种话语和知识的基本范畴，也就是知识生成的规范；所有知识活动都受到特定“认识型”的制约。所谓知识密码，无外乎词与物的关系；根究这种关系，便是知识考古的关键所在。因此，福柯式的认识论历史研究，主要不在于考证概念的根源和延续本身，而是描述概念得以生成、延续或断裂的认识型，话语被视为整个知识的陈述方式。并且，福柯认为概念的形成过程颇有意趣，一旦定型于辞书，便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其原有话语功能。他所关注的是一切所说的和所写的东西，勾稽特定时期、特定语境的特有话题，及其有规则的言说方法。在德里达（Jacques Derrida）那里，文本之外无他物；在福柯眼里，话语之外无他物。人与世界的关系是话语关系，没有话语就没有存在。后来，新历史主义深受福柯的影响，把过去发生的事件当做有待破解的文本，认为各种话语形式都与其他话语和实践有着互文性，相互影响并由此决定话语。新历史主义将历史事物的构成与文本解读联系在一起，强调陈述形式亦即修辞，提出“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即文本体现历史或隐含历史，而历史具有书写之文本特征。 不管是德国概念史，还是剑桥政治思想史，或者法国以“话语史”形式所从事的历史语义学研究，其实都强调话语与概念的重要性。它们的最根本差异，是探索语言与历史之关系时的切入点各异；三种学术流派的不同，在于历史考察的不同着眼点与分析范畴。当然，一切都缘于各自理解历史的基本理念。无论如何，话语离不开概念，查考概念也离不开话语分析，二者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们之间是一种互动互惠的关系。概念史考证概念，何尝不顾及话语呢？当然那不是法式话语分析。方维规的文章与其以往的此类文章相仿，主要是介绍性文字，加上些许读书心得和学术反思。作者自知学力有限，因而不敢、也没有能力“飞”得很高。该文不只为同行先进而写，亦为不谙此道者而写。就概念史理论而言，该文旨在呈现他山之石，解析他人做了什么、如何做的，以及我们在方法论上能否取法他人。我们感兴趣的，不仅是概念史的理念与叙事逻辑，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其操作形式。这或许能够给相关研究带来启发、引发新的思考。 陈建守为本期专题所撰《语言转向与社会史：柯塞雷克及其概念史研究》，从“个案”柯塞雷克以及他所主导的《历史的基本概念》入手，介绍德国的概念史研究。前者为德国概念史代表人物，后者是概念史代表作，这种取径很能呈现概念史的关键问题和主要特色，比如柯塞雷克的“时间观”对于概念史的意义，以及《历史的基本概念》的编纂历程所体现出的概念史理念、形式和基本科学假设。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科塞雷克式的概念史方案，是德国概念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却不是这一流派的“全部”。然而，对于科塞雷克之“时间”概念的梳理，确实是把握概念史研究的重要视点之一。他的两部重要文集，书名均与“时间”有关：《过去的未来：论历史时间之语义》（Vergangene Zukunft: Zur Semantik historischer Zeiten, 1979）；《时间层——史学论文集》（Zeitschichten: Studien zur Historik, 2000）。与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整体史观之“长时段”（longue durée）研究方法所呈现的多种时间层级相仿，在科塞雷克眼里，历史有着不同的时间层级，也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之时间结构。他曾在多篇文章中指出，概念史实为概念之时间史。政治和社会的基本概念，都蕴含着过去的经验、现在的体验和对未来的期待；并且，它们随着历史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现在是过去的未来，未来是期待所要造就的现在。这就生发出科氏分析概念时所依托的两个重要范畴：“经验空间”（Erfahrungsraum）与“期待视野”（Erwartungshorizont）。前者作为过去的留存及现实体验，融汇着过去与现在的实际认知；后者则是基于特定现实的展望或空想。科塞雷克认为，任何历史时间都离不开这两个范畴。德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格拉斯（Günter Grass）新造的德语词“过现未”（Vergegenkunft），很能说明科塞雷克所阐释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之维。为了拓宽历史“真实”概念，描述事实的复杂时间结构，格拉斯认为过去、现在、未来具有“同时性”，因而发展了他的“第四时间”（die vierte Zeit）概念：“过现未”把三种时态连在一起，乃三个时间维度相交之整体，以追忆过去，反映现实，预示未来。 郑文慧的大作是东亚在这个领域研究之理论探讨中不多见的长文，实为值得推荐的理论思考成果。该文借鉴和依托于大量实证研究和个案分析，这就使论证更具说服力。作者从概念、语境、关键词出发，检视观念史和概念史的研究进路，进而在概念变迁和观念形塑的框架中，查考近代中国知识转型与思想启蒙。该文又从自我与他者之文化交涉的角度，提出中国、东亚、全球由“节点”到“网络”的比较概念史的研究框架，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作者在本篇和早先的一些著述中，亦论及一种范式转换的雄心，即在知识微缩革命与大数据新时代命题下，在研究中实现由“语言”到“数字人文”的转向，这也是近期不少台湾同仁孜孜追求的研究方向，或曰新视野、新趋势，以推进相关研究的蜕变与突破。无论“数字人文”的最终结果是否能够达到人们已经看到或想象到的情形，这种努力无疑是值得称道的。就新近的发展而言，这也似乎是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另外，该文还将“东亚”作为一种概念方法，或者关注文字文本之外的图像、影像、仪式中的历史语义学研究可能性，自然都是极为精到的。 郑文着力和用心较多之处，已经见之于该文的标题：《近代中国知识转型与概念变迁/观念形塑——观念史/概念史视域与方法》。这种认识路线，无疑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但也增加了论题的难度，并多少给我带来一些困惑。我会提出的一个问题，或许也是其他读者将会提出的问题：你到底想做概念史还是观念史？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该文自始至终用slash将概念/观念相提并论，是既是/又是、既不/也不，是在追求一种融合。这里便会出现我所说的难度，因为概念史、观念史的主要研究旨趣是有区别的。当然，在“概念变迁/观念形塑”这一对组合中，“概念”和“观念”是不难理解的，这与我们平常对这两个用词的理解相去不远。而“观念史/概念史”这一对组合，事关重大，关乎原则和方法，关乎研究的技术路线。然而，被合在一起的是两种不同的方法。以创刊《观念史杂志》（1938）的洛夫乔伊（Arthur O. Lovejoy）为例，他把观念看做思想的基本要素，形成于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形成之后便具有恒久不变性。剑桥学派和德国学派都以各自的理论和方法，拒绝了这种非历史性，并对历史上那些大思想家之基本观念的社会代表性提出质疑；于是，剑桥学派转向以话语为主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德国学派转向以社会史为主的概念史研究。换言之，概念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对传统观念史的批判中产生的（德国人批判的主要是德国更为悠久的观念史传统），它强调概念的变化和变化的概念，概念史是对观念史的反拨。行文至此，我想到自己近期在一些讲座和座谈中，常被问及概念史与观念史的区别，当然还有概念史和观念史谁大谁小的问题。这里可能会出现一个误区：汉语很容易让人望文生义，大多数人会说观念大，概念只是一个词语。但我所理解的概念史大于观念史，这在“概念史”（德：Begriffsgeschichte）的英文译词中较为明晰：History of Concepts亦即Conceptual History。要做概念史，忽略观念是不可能的。但在范畴上把二者捏在一起，将概念史/观念史作为一种方法、一种视角，并非易事。这在这两种研究方向的策源地之间也有分歧。倘若一定要向这个研究方向突破，就必须为作为一个单元的“概念史/观念史”做出明确定义。 再回到前文谈及的理论必要性问题。我们不会崇尚理论“拜物教”，但是“理论无用论”或理论无济于事之说，显然是不可取的。伊瑟尔在《怎样做理论》中的一种说法，或许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目前谈论理论的衰落，指的是我们对理论的误读，而不是理论本身的过时。”（Wolfgang Iser, How to Do Theory）一些地道的实证研究，不应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没有理论也行，甚至认为理论永远追求不可企及之事。福柯或科塞雷克的研究成果之所以精湛，正在于他们的理论或方法，而不只是史料的堆砌。真正“地道的”实证研究，不是必须舞动理论大旗，却渗透着问题意识与理论和方法意识。理论和材料是相为表里的。明确的方法论，能够指导材料的挖掘和分析；详实的材料，能够信而有征地展示或发展理论。方维规在其文章中指出，在东亚历史语义学的相关研究中，尽管成果已很可观，可是理论之贫困，造成某些“实证”研究之想当然的结论，或者忽略本该延伸探讨的问题。 德国概念史、剑桥学派政治思想史、法国“概念社会史”（socio-histoire des concepts）或话语分析，固然都与历史学密切相关，甚至直接来自历史学。然而，若以为这些研究方向抑或“新名词”、“关键词”研究仅属于史学研究，那是一种误解。以德国概念史为例，其整个发展的领军人物中有哲学家、史学家、社会学家等；概念史扛鼎之作之一《哲学历史辞典》，从雏形到杀青，历时百余年之久，参与这一皇皇工程的主要是哲学家。作为《哲学历史辞典》“配套工程”、创办于1955年的《概念史文库》（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ichte），也早已转变为整个概念史研究之标志性的跨学科机关刊物。诚然，不管是哲学史还是文学史，都与“史”有关，或曰相关学科的历史部分，可是这里的学科分类是不同的，与纯粹的史学研究是有区别的。概念史与思想史、尤其与社会史的结合，本身就淡化了传统的学科界线。它是历史学的，又不全是历史学的。它可以是以概念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也可以是以概念为中心的社会史研究。同样，人们完全可能以概念为中心来从事文学理论研究。我们钦佩旁征博引的“史家技艺”，同时也仰慕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布洛赫（Marc Bloch）在其遗著《为历史学辩护》中所倡言的千姿百态、富有美感的“史家技艺”：学识与诗意、理智与情感相结合的技艺。（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Marc Bloch, Apologie pour l’histoire ou métier d’historien, 1949；又译《历史学家的技艺》，Marc 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1953） 概念史是人文科学中的一种跨学科研究方法；前文述及的英法两种研究方向，也都是跨学科的。就国际学界晚近的走向而言，探讨理论问题的鲜明特色之一，是对跨学科理念的思考。跨学科而又以某个学科为重心，既在其内又在其外。先前，人们强调各学科之迥异的学术话语，哲学话语不同于社会学话语，史学话语不同于文学批评话语，而今到处可见一种整合性话语，涵盖以往各行其是的学科或门类。对于历史语义学来说，其实早就能够见出历史、哲学、政治、社会、思想等不同研究领域的话语融合。德国不断问世的不同学科的概念史辞书，很能让人看到跨学科方法的广泛运用。
